原标题：天镜万景永定河（之五）

五帝时期，天镜黄帝在永定河畔的永定阪泉与炎帝一战，实现了一统华夏。天镜《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永定黄帝在这场战争中，天镜经“三战然后得其志”。永定阪泉之战以后，天镜黄帝、永定炎帝连同分别从属于他们的天镜一些部落结成联盟，形成了超越亲属部落联盟的永定新型联合体的雏形，确立黄帝的天镜领导地位，拉开了英雄时代的永定帷幕。阪泉之战后，天镜中国政治制度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永定历史变革。

春秋时代，天镜与燕直接毗邻的是西喇木伦河以南至大凌河一带的山戎。处于奴隶社会早期的山戎,以畜牧业为主，并以掠夺战争作为生活资料的重要补充来源。因此山戎游骑时时南下，对北方各国进行掳掠,使北方的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尤其是与山戎紧相毗邻的燕国遭受危害最大。燕国无力制服山戎，强大的霸主齐桓公开始了对山戎等族的征伐。公元前64年，山戎再度侵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大约四年之后(公元前60年)，齐桓公又“北举事于孤竹、离枝(令支)”，彻底征服了山戎。这次主战场就在永定河一带。齐桓公的军事行动，消除了山戎对中原的骚扰,对北方的社会生产起了保护作用,还加强了南北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开辟了民族间多方面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所以，当时孔子大力称赞说：如果没有齐桓公包括北伐在内的军事伟业，我们很可能倒退到野蛮人生活的时代去。

战国和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北方部族之间的战争，多数发生在永定河及其周边一带。西汉刘邦攻打匈奴，在平成（今山西大同）被围困数日。唐宋时期，唐军、宋军、突厥等多次在永定河畔对决。唐太宗曾派名将李靖率3000骑兵，在马邑（今山西朔州）击溃突厥吉利可汗。宋辽对峙期间，主战场大都在永定河。宋辽之间爆发的高粱河之战，宋军惨败，宋太宗慌乱逃窜中大腿中箭，虽保住了性命，但多年后仍因箭伤复发而亡。

早在明初，北元残余势力就成为明朝最大的隐患。因此，有了明成祖朱棣“天子戍边”的战略防御。到了公元1449年9月，好大喜功的明英宗朱祁镇，在永定河上游的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土木堡北）上演了“土木堡之变”，兵败被瓦剌所俘，使当时正处“全盛之天下”的大明王朝由盛转衰。一代名将于谦面对国家危亡镇定从容、英勇无畏，用生命演绎了“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壮美诗篇。

再之后，康熙、乾隆等，都在永定河畔留下了许多名垂千古的故事和桥段，令人遐思和难忘。拱卫京师的永定河，逐渐升华为民族气节、浩然正气、凛凛大义之象征。

终使无定成永定。自大禹疏通碣石山，成就北京小平原，永定河便成为北京黎民百姓的生命河、母亲河，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血脉长河。自北京小平原的龙象龙脉渐进被人类识透“天机”，便乘“龙”而御四海，在此兴城建都。

试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苍龙”便神性大发，几度摇头摆尾、吐水撒珠，在桀骜不驯中与人类争斗。在北京历史上，水灾是仅次于旱灾的第二大灾难，而且旱灾也是伴随水灾之后而生的。

早期的永定河洪灾少有发生，对城市的危害也比较小。据记载，金代以前的西晋元康五年（公元295年）夏季，洪水冲垮了梁山（石景山）附近的戾陵堰，损毁了一定的坝体，冲垮北岸七十余丈。此后，辽统和十一年（公元993年），咸雍四年（公元1068年），大康八年（公元1082年）等，也有水灾的记录，但灾害程度有限。

据传说，公元前200多年，永定河大灾，黎民百姓四处逃难，有人向秦始皇献计说，永定河有座碣石山，山上住有炎帝的后裔，是个仙人，懂医，也懂治水。秦始皇闻讯立即从陕西启程，东渡黄河，穿越太行山脉，来到燕国属地的永定河碣石山，不顾长途跋涉，拜访仙人，得到指点，终于使洪水得以治理。

自金朝建立，中都成为北方的统治中心，人口的增加、城市的扩大，永定河的灌溉、航运功能随之加大，水灾也呈直线上升之势。史料显示，元代发生次数占统治年份的53%，明代占42%，清代占48%。据专业部门梳理，水灾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永定河上游流域的森林被不断砍伐甚至彻底破坏加剧水土流失所致，并呈现出几大规律：季节性强，如汛期集中于夏秋时节，尤以七八月为主；决口地段集中，如主要在出山峡以后，即三家店以下，对北京城威胁最大的是石景山至卢沟桥以下一段；灾害区域集中，重点在这下游地区，如石景山往东南，良乡、宛平、丰台、大兴、南苑、通州，以及城区西南、南部地区。

危害严重时，常造成京畿地区大片房屋倒塌、田亩无收、人畜溺毙，以及城区积水、交通瘫痪等灾难性后果，严重威胁了京城的安定。而水、旱相伴而生，越是干旱时期越容易出现水灾。（楚建锋）